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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西部承接東部，新一輪GDP崇拜?

　　近年來，在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動下，那些曾經被東部引以為自豪，給東部創造過巨額財富的企業家和工廠向西轉移，似乎已經成為一條必由之路。

　　“一直相對貧困、落后的西部渴望發展是不言而喻的，但是眾所周知靠西部自身的力量肯定不行，或者說非常緩慢。”重慶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與企業發展研究所所長王秀模說，“現在，合理利用好自身的土地、資源和勞動力，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已經成為西部的發展機遇，但是這樣的過程里也充滿了危機與風險。”

　　西部發展的拐點

　　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，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成為“世界工廠”，“中國制造”能夠稱雄于天下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，全球產業升級和國際產業轉移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。

　　“現在，歷史將再度重演，企業家們將會因為同樣的原因再度考慮搬遷，廣袤的中國西部地區就成為了最佳的去處。”貴州省的一名經濟官員告訴記者，“下一步，西部地區的一些城市將會出現高歌猛進的發展浪潮，原因就是東部企業的梯度轉移所致，哪里經濟交流活躍了，哪里就會有飛速的發展。”

　　西部地區的配合行動已可以見到。此前，由于貴州鐵路標準低，周邊省區市都不希望經過貴州，全國鐵路大提速也甩掉了貴州，加速了它的邊緣化。為此，貴州省千方百計爭取了貴陽至廣州3個小時左右的快速鐵路項目，預計2012年建成。

　　“貴廣快速鐵路通了后，局面就全打開了。將來貴陽至廣州、貴陽至昆明快速鐵路和已建成的昆曼國際公路連接在一起，將形成一條連接泛珠三角地區和東盟的國際旅游大通道。” 上述官員表示，“更為重要的是，這些大通道將縮短貴州與珠江三角洲的時空距離，也將改變貴州與東南亞的聯系，貴州發展將從‘被邊緣化’變為‘左右逢源’，自身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。這樣，東部企業也愿意來了，貴州的勞動力也就不用出遠門打工了。”

　　“中國的西部開發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‘規模最大、難度最大’的開發戰略，而現在西部地區發展的拐點已經到來。無論是重慶、四川，還是貴州、陜西，所有的西部地方政府都在考慮著發展的途徑，其中如何承接東部產業轉移，或者說能夠在中間分一杯羹已經成為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，而且已經在各地區之間形成了競爭。”王秀模說，“未來一段時期里，西部地區很可能會像20年前的東部一樣出現爆發式增長，在這個黃金期里，無論是西部地區還是轉移過來的企業都將獲得充足的發展空間。”

　　他表示，西部的發展路徑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前東部的方式進行，因為地理、歷史條件和各方面的政策情況都不一樣，結合西部的優勢，更適合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高科技、高附加值產業，前者是因為當地勞動力比較豐富，后者是因為對運輸量的要求不高;西部內陸地區距離出海口較遠，發展依靠陸路和水路運輸的加工貿易先天不足，必須發展以航空物流為依托的加工貿易。

　　“比如原來東部的各種玩具、服裝廠和電子元件廠很適合搬到西部，而一些生產重型機械的企業就不應該來了，頂多搬到中部地區就可以。”他說。

　　在重慶的主城區之一的沙坪壩，已經建成一個“西永微電子產業園”，一排排整齊的廠房和進出不息的運輸車顯示出該地區的活躍。由于惠普、富士康、思科等著名企業從東部搬遷而至，原本冷清的重慶國際航空貨運不斷增加。

　　“各種綜合因素交織在一起，其力量是無比巨大的，西部曾經的劣勢已經慢慢轉變成了發展的優勢。”王秀模說，“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，東部企業向西部轉移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正常階段，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相符。”

　　西部能承接嗎?

　　“眾所周知貴州是國家重要的原材料工業基地，但看看東部沿海地區那些烏黑的河流和骯臟的海岸，以及各種巨大的垃圾場，我們很害怕在得到經濟利益的同時也犧牲了環境，那樣西部的發展將得不償失。”貴州省的一名經濟官員說，“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對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發展路徑也充滿了憂慮。”

　　貴州省省長林樹森表示，“貴州最大的優勢就是到現在還沒受什么污染”，要加快改善當地交通物流、水利等基礎條件，充分發揮生態保存良好的優勢。

　　他認為，對于高耗能產業，從貴州的特殊省情出發，如果該產品生產的單位能耗能達到行業先進水平甚至平均水平，在貴州生產就是貴州的優勢;比如貴州鋁土礦豐富，又有電力優勢，只要電解槽生產水平比較高，貴州生產電解鋁就有競爭力，“但對污染企業是絕對不能開口子，這是一條時刻警惕的‘高壓線’”。

　　王秀模說：“中央必須注意全國產業布局的合理性，要在政府導向和市場經濟之間發揮正常作用。比如在東部已經比較成熟的產業，就不應該鼓勵搬到西部，如果是企業自己的原因要搬，那么就不能讓其享受國家的西部政策優惠。”

　　“不可以把重污染、重耗能、重耗資源的企業搬到西部，不能把東部不要的企業淘汰給西部。”他說，“西部許多地方政府的觀念不一樣，由于窮的政府想要錢，富的政府還想要政績，所以他們對企業的投資、生產情況總是網開一面，甚至幫助掩蓋真相，目的是求得企業在當地落腳，這樣的例子在西部許多地方已經屢見不鮮。”

　　王秀模透露，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企業和經濟的學者，自己也經常被邀請參加西部地區各種投資研討會，他也不斷對一些存在污染可能性的投資項目提出意見，但是很少被采納，“一些政府官員總是說一套，做一套”。但是他也承認其中有一個“發展的悖論”：“如果西部對企業環保投入的要求和東部一樣嚴格，那么企業肯定沒有必要跑到西部來了，它不如就在原地加大環保投入繼續生產。”

　　他建議，對于在西部新落腳的大項目，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缺位，必須要實施監督與協調，尤其對于產業政策應該根據各地實際情況“一年一微調，五年一大調”，而不是長期不變，甚至一成不變，真正體現出“政府為企業服務，為經濟發展服務”。

　　當然，西部未來的發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對東部產業的承接，其不但需要挖掘傳統產業的潛力，更需要培育新興產業一起支撐地方的經濟發展。以重慶市為例，其目前汽車摩托業、裝備制造業等六大產業中有五個是傳統的老工業基礎，僅有電子信息技術是新進的新興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，顯然后者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遠不能滿足當地的發展要求。

　　“連基礎較好，被中央定位為長江上游金融中心的重慶都是這樣的情況，如果再提到貴州、甘肅和寧夏等省區，顯然困難會更多。”王秀模說，“事實上就目前的情況而言，承接東部產業做得早、做得好的地方只有廣西，其不但有地緣優勢，更在于它對形勢發展把握得很準確，也實實在在地做了許多準備工作。而對比西部其他地區，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還停留在政治口號上，并沒有完全弄清楚東部發生了什么問題，更沒有認真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，情況很讓人憂慮。”

　　他表示，先不說東部企業是否愿意到西部來，就是真的來了，就西部現在的情況而言，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還是一個大問題。

　　臺灣的《工商時報》在關注大陸臺商動向時認為，由于運輸費將大幅提高，且興建新廠房的投資要好幾年才能回收，在缺乏優惠政策的情況下，實際前往內陸投資的大型投資案仍乏善可陳。

　　另外，西部的一些現實情況其實比想象中復雜。在西部的一座大城市里，一名港商向香港媒體抱怨：“我在深圳投資建工廠，10年里只找過一次市長;但在西部投資建廠僅一年，我已經找了10次市長。雖然問題都得到了解決，但可以感受到西部地區的政府工作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很混亂。”

　　種種情況的存在也令今天的西部很尷尬，事實上已經有一種規律被發現：政府管理過多的地方往往經濟都很落后，而越是經濟落后的地區，當地政府越是認為自己應該加強管理。

　　重慶大學的經濟學者蒲勇健說：“在西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政策制定上，真正的學者對它的影響幾乎為零，所呈現出來的很多是政府智囊和官員一起急于追求政績的行為。”而且，“一些官員始終把每一次經濟活動都當成個人賺錢的機會，這樣的情況一直普遍存在。”

　　東南亞的競爭

　　現在，東部企業需要轉移，西部地區愿意承接，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順理成章的道理，尤其在西部一些地區，當地人已經有了一種“舍我其誰”的觀念，總認為東部企業要繼續生存，早晚必須來。

　　但是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東南亞許多國家近年來已經出現了大量與中國東部類似的工廠，生產著和中國工廠里一樣的產品，那些產品同樣被分運到世界各地銷售，而且企業主往往還和中國的工廠是同一個人。如果要說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當地工人的工資普遍比中國低。以柬埔寨首都金邊附近的許多外資工廠為例，當地工人的月工資大多介于70~90美元之間，僅為目前中國珠三角地區工廠工人的1/3左右。

　　在中國開辦制衣廠近20年的臺商鄭先生就表示，對比中國內地，柬埔寨不但工人的工資很低，土地使用方面的優惠政策也很多，所以2005年他就在柬埔寨開辦了新的制衣廠，把中國的生產任務轉一部分過去。他說：“目前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投資條件相比各有利弊，比如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比較好，各種政府服務也相對規范，而東南亞國家的土地、人工費比較低，而且對于外來投資更渴望，國內也沒有具備競爭力的企業。”

　　他認為，中國國內許多人都認為東部的工廠必須搬到西部才有出路，似乎忘記了還有地球上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可供選擇，“逐利是商人的首要考慮，目前許多臺商都同時多處辦廠，還沒有把工廠全部搬出中國的想法，但是以后就不一定了”。

　　鄭先生還表示，中國和東南亞地區也有共同的負面問題，尤其是腐敗問題和政府部門工作效率很低，和工廠里生產的產品必須走向全球化競爭的要求不相適應，“而且中國西部的情況比東部更糟糕”。言下之意，即便在這種不堪言說的競爭層面，中國西部也沒有明顯強于東南亞的地方。

　　一方面是外部的競爭態勢不能忽視，另一方面則是國內的許多現實問題需要克服，即西部要順利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，并非國內官方媒體理論宣傳中的“從右手傳給左手”，“先富裕起來的東部去幫助仍然較貧困的西部”那么簡單。

　　王秀模說：“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機遇與國家開發西部的規劃有直接關系，開發西部的戰略肯定是正確的，但是具體運作中在重視‘大’開發的同時也要重視‘限’開發，要限制浪費資源和過度對可儲備資源的開發，限制破壞生態環境的開發，限制不利于當地人民群眾致富的開發。”

　　他強調，切不可將“大”開發變形為“快”開發、“亂”開發，在“大”開發與“限”開發之間應該有合理的科學發展尺度。一些西部開發的政策總是在執行中被扭曲，甚至在西部各地區間出現惡性競爭，非但各自資源和優勢沒有被有效使用，反而出現了一些不適宜西部發展的項目。

　　“西部必須盡快形成與外界競爭的綜合實力，但目前的一些發展思路還需要商榷，比如花重金大規模引進人才，就不如大力培養本地人才。”王秀模說，“不但價格低，而且留得住人。各級政府應該注意對西部投入培養人才的經費，尤其是技術型教育工作必須迅速提升，以適應未來西部產業發展的需要。”